【理论探索】龚六堂 林淑君：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实现共同富裕是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是统筹广泛覆盖与合理差距的共同富裕，是统筹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共同富裕，是统筹短期调整与长期均衡的共同富裕，是统筹制度规范与综合治理的共同富裕。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从始至终坚持推动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和体系构建上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其提出背景和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逻辑。进入新时代，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取得历史性成就，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备，但任旧存在可支配收入结构不均衡、财富水平差距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区域空间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其背后是产业体系、收入分配制度、人口结构、区域发展等方面的深层次动因。为此，应通过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经济稳步的增长基础做大“蛋糕”；通过强化科学技术研发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优“蛋糕”；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实现社会公平“分好蛋糕”；进一步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共同富裕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加快推进，我国正在不断向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到二〇三五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这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行动纲领。

  在新发展阶段，要深刻学习领会习关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理解和阐释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深刻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提出的历史背景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理论，从共同富裕内涵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提升对共同富裕的理论认识。要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起点，充分认识实现共同富裕取得历史性成就下仍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深刻研判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速变化、产业转型升级、收入分配制度、人口老龄化、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深层次动因，研究提出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始终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政策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1]。习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4]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具体来看，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主要具有“五个统筹”的含义。

  共同富裕具有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含义。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的不断丰富，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形成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释放更深层次的改革红利，不断扩大就业规模，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所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都共同指向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的内涵。与此同时，共同富裕包含了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引领更深层次的物质发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相辅相成、协同推进。

  共同富裕具有统筹广泛覆盖与合理差距的含义。共同富裕不是部分群体的共同富裕，也不是部分地区的共同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全体”体现在共同富裕群体范围、空间范围的广泛性上。共同富裕是不断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人民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平均主义，是具有合理差距的共同富裕。我国不同地区在劳动生产力水平、技术人才储备、产业发展阶段上都具有一定的差异，不同群体在财富积累水平、智力水平、健康水平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差距，这种客观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共同富裕存在合理差距。因此，统筹广泛覆盖与合理差距，顺应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共同富裕具有统筹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含义。共同富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共同富裕，通过全社会劳动的集中贡献和精密分工，分梯次、分阶段提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实现效率增长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促进整体社会财富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以效率优势将社会财富资源“蛋糕”做大。与此同时，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在社会财富资源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消除社会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强化社会资源的合理性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效率和公平的辩证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激励与分配的实践内涵。

  共同富裕具有统筹短期调整与长期均衡的含义。实践经验表明，同步性的共同富裕将降低物质创造者的积极性，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先富带后富的过程。从短期来看，共同富裕的非同步性体现在短期调整过程中的现实差异上，我国在短期、局部阶段，需要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调整兼顾，发挥好财富的共享性、制度的普适性，将发展改革成果尽可能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从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时间线看，我国最终将实现共同富裕的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是非线性的、非单面的，具有动态性、立体性，是一种持续推动、久久为功的多维、长期均衡状态。

  共同富裕具有统筹制度规范与综合治理的含义。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是充分依托完善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的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引导实现按劳分配，推动实现转移支付，优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清晰、有机统一，通过系统的制度规范，持续推动共同富裕走深走实。与此同时，共同富裕具有社会全方位治理的深刻含义，共同富裕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的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领域性、全系统性的治理过程。因此，共同富裕是系统思维观、是全局方法论，具有统筹制度规范与综合治理的深刻内涵。

  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始终推动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和体系构建上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其提出背景和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以及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等政策主张，在这些政策提出的过程中，不断孕育形成共同富裕的思想理念。这一时期的共同富裕思想理念，紧密结合了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始终立足农村经济发展，把农村摆脱贫穷落后、改善生活温饱、实现富裕作为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从“新富农”和贫农分化、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了相关论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对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论探索，结合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新中国成立后急需重新建立制度体系的实际要求，是形成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的起步阶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调整和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了系统化的实践探索。在整体战略方向调整过程中，实现了共同富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新探索、新延伸。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与此同时，针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先富共富理论，即“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5]。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共同富裕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同频共振。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6]，进一步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原则和本质特征。提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7]，进一步提出了在以人为本方针下推动改革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性原则。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全面深化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习系统论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要求，提出到二○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8]。与此同时，习多次对共同富裕作出重要论述，明确指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9]习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路径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刻准确论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原则。

  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经验证明，实现共同富裕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新时代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收入分配政策措施，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改革试点，我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文化更加繁荣发展，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近年来，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一是经济稳步增长推动人均收入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近年来，通过建设国内强大市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不断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擎，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截至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26.06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94万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92万元，经济的稳步增长成为做大经济“蛋糕”、保障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保障（见图1）。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了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增强了产品国际竞争优势。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保持持续提升，2023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6.16万元/人。三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开始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491下降至2022年的0.467，居民收入分配调节效应进一步凸显。

  图1 2019—2023年中国人均GDP、劳动生产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单位：元/人）

  2021年7月1日，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0]我国始终秉持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小康理念，坚决如期打赢了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役，这是消除人类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优化、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我国已经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持续提升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能力，通过拓展就业岗位、开展职业培训等方式，帮助超过3 200万贫困人口就业；通过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持续降低返贫风险，实现农村广大人口的可持续增收。

  社会保障是关系最广大人民民生福祉的重要经济政策，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编制了广覆盖的民生社会保障网络，几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空白阶段逐步发展至如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图2所示，截至2023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66亿人、失业保险覆盖2.44亿人、工伤保险覆盖3.02亿人，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了13亿人，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95.7%；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持续改善，一般公共预算卫生健康支出从2012年的8 058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2 393亿元；不断保障民众的住房需求，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居民住有所居、安居乐业，截至2023年，我国已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约6 400万套，切实保障了1.5亿居民的居住需求，其中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通过优化多种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举措的落实落地，实现了各个收入阶层在多个保障维度的精准帮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政策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效应进一步凸显。

  我国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文化更加繁荣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一是人民的奋斗思想更加坚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践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显著增强，新时代的人民英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成为全体人民的学习标杆。二是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新时代我国持续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建设，数量分别从2013年的3 073个、2 638个、3 298个增长至2023年的3 309个、6 833个、3 508个；深入村镇基层建立乡镇综合文化站，规模总数从2004年的38 181个增长至2023年的40 236个，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三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红色旅游、武术表演、经典戏曲为代表的传统经典文化产品不断涌现，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形成，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2016年的80 314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129 515亿元，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力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图2 2019—2023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单位：亿人）

  随着新时代我国推动共同富裕不断走深走实，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集中体现在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结构、财富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

  一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不高。消费扩大的长效机制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从美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消费升级出现在人均收入达到10 000美元左右，202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9 360元，但可支配收入仅为39 218元，未达到消费全面升级的收入水平基础。二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高，且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50%，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如美国近年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80%左右。此外，从趋势特征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13年以后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2016年达到44.3%的高点，但之后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下降至43.1%,2023年虽然有所上升但是也仅为43.9%的水平。三是可支配收入结构不均衡，财产性收入增长不快、占比不高，特别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更低。其一，我国财产性收入增速不快，低于GDP增速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2024年第一至第三季度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仅为1.2%，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仅为0.2%，远低于GDP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其二，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不高。如图3（下页）所示，截至2023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8.6%,2024年第一至第三季度进一步下降至8.35%，与欧美发达国家20%左右的平均水平仍然有较大差距。其三，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如表1（下页）所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远低于城镇居民，2023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为2.49%，远低于城镇居民的10.41%。

  一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仍保持较高水平。刻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的相关标准，超过0.4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而2022年我国这一指标仍然保持在0.467的较高水平。二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图4可以看出，二者的绝对差距从1985年的342元增长至2023年的30 130元。三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地区差异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23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39 218元，但是超过平均水平的仅有8个省份，最高的上海市是平均水平的2.16倍，最低的甘肃省只有平均水平的63.8%;2024年第一至第三季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30 941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9个省份。四是从五等份收入分组情况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高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所有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和的比重为45.9%，而低收入组的比重仅为4.5%，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的比重分别为9.9%、15.5%、24.3%，不同收入群体收入结构仍不均衡。

  图3 2013—2023年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和工资性收入占比（单位：%）

  表1 2017—202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工资收入、财产收入占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单位：%）

  我国居民之间财富差距不断扩大，扩大程度超过了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财富差距的扩大，财富差距的扩大又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11]。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我国财富分化程度较小，进入21世纪后，财富水平差距加速扩大。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统计结果，财富水平在前10%的群体财富份额持续扩大，其他群体的财富份额不断缩小。拥有财富水平在前10%的群体财富份额从1995年的41.29%提升至2022年的68.8%，提高了27.51个百分点；财富水平在前1%的群体财富份额从1995年的16.49%提升至2022年的32.61%，提高了16.12个百分点；财富水平最少的50%群体的财富份额从1995年的15.88%下降至2022年的6.18%，下降了9.7个百分点；中间群体的财富份额从1995年的42.84%下降至25.03%，下降了17.81个百分点。不同群体的财富差距仍在呈现持续扩大趋势（见图5）。此外，我国财富收入比从1978年的3.72提高到2022年的9.41，财富积累速度远高于收入增长速度。

  我国在医疗、教育、养老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在医疗资源方面，从卫生技术人员看，2022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最多的省份是北京市的135人，最少的是江西省的69人；从人均床位数来看，2022年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最多的是黑龙江省（84张），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也都超过了80张，而最少的是广东省，仅为48张。在教育资源方面。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存在显著差异，从2022年普通高校生师比看，最低的是上海市的15.08，浙江省、北京市、江苏省均低于17，而最高的山西省为21.44。在养老金方面，根据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实际领取待遇人数估算的人均领取的养老金指标，2022年最高的是上海市（18 620元），最低的是吉林省（1 594元）。

  图4 1985—2023年中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挑战，其背后主要是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以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中产业结构转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深层次的发展变化。

  一是我国近年来GDP增速下降。近年来，受外部需求振荡、劳动人口规模下降、技术进步放缓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提高速度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趋势，对做大共同富裕“蛋糕”带来挑战。从图6可以看到，我国GDP的增速下降明显：从名义GDP来看，我国名义GDP增速从1978—2008年的16.3%下降至2018—2023年的7.35%,2024年第一至第三季度下降至4.02%；实际GDP增速从1978—2008年的10%左右下降至2018—2023年的5.2%,2024年第一至第三季度下降至4.8%。二是从外需形势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对中国外贸出口带来压力。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数据，全球经济增长已经连续3年放缓，2024年预计将实现首次稳定增长，但与同期历史水平比较，经济复苏仍显疲软。世界经济增速的下降将加大中国国际贸易市场面临的压力，进而对中国内部产业发展、从业人员收入提升带来不利影响。三是从产业竞争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分工价值链尤其是与欧美国家的分工模式中，逐步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加大了经贸摩擦风险。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比较优势出现结构性变化，产业外迁等风险加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降低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导致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回流。产业竞争带来的分工格局振荡将给中国产业发展及其劳动报酬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服务业迎来快速发展，按照国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般性路径，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工业进入劳动生产率提升和产业重组调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随之带来的是整体工业发展比重的下降。近年来，我国正面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工业比重过快下降的风险，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37.49%下降至2023年的31.66%,10年内下降了5.83个百分点，而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类似发展阶段时期，其工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下降约4个百分点[12]。从产业理论和全球发展经验看，制造业与基尼系数呈现负相关关系[13]。美国制造业占比从20世纪中叶的30%左右下降至2023年的约10%，同期基尼系数从0.39左右上升至约0.49，而德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占比长期稳定在20%左右，基尼系数稳定在0.3左右。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制造业占比下降导致就业人口向低附加值的第三产业转移，高附加值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不足，加大了产业相关从业者的收入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增长不快，2022年保持在53%左右，而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初次分配收入占比来看，一般保持在55%～65%的区间范围内，其中美国高达60%左右，这表明在初次分配中，相对于居民部门，我国政府、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分配份额。在再次分配中，我国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仍然有待提升。从税收种类的角度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实行了间接税和直接税并行的税收制度，间接税比重高达50%左右，而该项制度加大了间接税纳税主体以提升价格为主要手段转嫁税收负担的风险。从税收方式的角度看，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壮大，数字经济带来的收入增量与现有的税收制度匹配度仍有提升空间。从财产税的角度看，财产税的税收制度仍然与当前不同收入阶层财富水平的增长趋势、财富类型的多元化不相匹配。在第三次收入分配方面，我国慈善捐赠总额仅为美国的约1/10，慈善捐赠的总量不足，我国慈善领域的资金使用管理、捐赠程序、社会公开等方面的制度体系仍有待健全完善。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022年人口负增长85万人，是自1962年以来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我国预计将在2025年左右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将冲击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下降，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人口老龄化也将加剧社会保障系统负担，加大医疗水平支出，增加养老金支出负担与家庭照料负担，对低收入家庭收入和就业带来负面效应，进一步加大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技术的技术学习壁垒和“马太效应”，将加大不同技能水平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是导致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城乡与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从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看，区域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东快西慢”叠加“南快北慢”的分化态势、省际差异分化、农村地区差异、市对县域虹吸效应显著，经济发展的整体差异和财税能力差异，传导形成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差距。从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堵点看，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部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毗邻地区、跨省地区等区域间合作机制建设缓慢，部分地区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带来劳动生产效率的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区域层面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我国城乡视角看，阻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还没有完全破除，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正如习指出的：“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4]因此，在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要深刻把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产业提质增效提升居民收入增量，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居民收入增速，以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强化居民收入保障，全面统筹精神与物质共同富裕，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始至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5]的原则，以产业发展质量效益的提升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广智能制造模式，支持企业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和设备，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柔性化。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建立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积聚创新资源，攻克关键共性技术。促进产业链升级，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提升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

  二是加快服务业提质增效。提高服务业的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支持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支持健康、养老、教育、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吸引外资和多种社会资本进入，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

  三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科技化，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结合农村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一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发挥重点区域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以“东数西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和产业承接项目为主线，推动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拓展国际市场，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新空间。

  二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聚焦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改善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联动发展的基础条件；支持农村产业发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农村经济活力，通过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吸引更多城市居民在农村消费，逐步形成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纽带。

  三是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促进区域间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在相邻地区间建立合作平台，共同规划产业布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市场机制，促进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实施利益分享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等方式，实现区域间利益共享。

  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和竞争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国企活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公司治理，推动经理层市场化选聘。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国有资本投向，提升国有资本的促发展效能。

  二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落实平等准入政策，消除对民营企业的隐性壁垒，推动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待遇。改善融资环境，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保护，营造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氛围。

  三是推进“放管服”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为市场经营主体“减负”。保护企业产权和知识产权，加强法治建设，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公平、透明、规范的市场监管机制，维护市场秩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3]。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增长率。

  一是提高科研投入水平。借鉴发达国家的产学研发展经验和科研经费比例水平，提高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合理区间，重点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的科研支持力度，确保科研资金稳定充足。设立国家级科研基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鼓励科学家从事长期的、具有潜在突破性的研究。完善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科研评价机制，鼓励产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科研成果。

  二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优惠政策，促进其发展壮大。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搭建合作平台，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建立知识产权共享机制，保障各方利益。培育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技术转移机构、科技咨询公司等，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服务，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打造创新人才高地。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高校设置跨学科专业，以满足新兴领域的人才需求。优化人才引进政策，放宽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条件，提供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发展。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评价和激励制度，鼓励科研人员专注于创新。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给予更多科研平台和学术资源。

  一是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应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构建高速、泛在、智能的数字网络。推进5G网络全面覆盖，加快5G网络的建设和应用，支持6G等下一代通信技术的研发，满足高带宽、低延时的应用需求。建设工业互联网，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促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支持大规模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的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算力支撑。

  二是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数字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支持智能制造，推广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提升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发展数字农业，利用大数据、遥感技术、智能装备等，提升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管理和资源利用效率。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管理、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应用数字技术，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质量。

  三是培育新兴数字产业。大力发展新兴数字产业，形成新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点。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和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健康发展，鼓励创新商业模式，拓展新兴服务领域。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支持数字内容创作、网络游戏、电子竞技、在线教育等产业，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数字金融创新，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科技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普惠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分好“蛋糕”的重要抓手。

  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根据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合理调整工资标准，确保劳动者收入稳步提高。规范企业薪酬分配，加强对高管薪酬的监管，防止薪酬差距过大。

  二是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税收制度，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低收入地区和群体的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加强社会救助，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救助覆盖面，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公平的分配秩序。打击偷税漏税，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查处偷税漏税行为，维护国家税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一是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高养老基金的共济能力和使用效率。健全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障劳动者在失业、工伤、生育等情况下的基本权益。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根据价格水平和工资增长情况，适时调整养老金标准，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扩大医保药品目录，提高报销比例，减轻患者负担。加强对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的关爱，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

  三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增加对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创新供给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加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农村和基层社区的公共服务能力，缩小城乡差距。

  一是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重点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强化就业支持体系，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有力保障劳动者尤其是新就业群体权益。

  二是鼓励创新创业，稳定市场就业预期。一方面，出台就业扶持措施，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规范新业态就业，稳定市场就业预期。另一方面，出台更加灵活的学籍制度，保留未就业大学生的学籍。

  三是跟踪就业市场，特别是青年就业市场的就业情况，提高就业质量，进一步做好拓岗工作，落实拓岗政策，鼓励企业招收新员工。

  统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与物质共同富裕，塑造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是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和社区活动，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越高，社会越能形成和谐、互助的氛围，越有助于减少个体因缺乏诚信、责任感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

  二是普及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缩小因教育不均衡导致的收入差距。通过终身教育和职业再培训，使各类劳动者在新时代的经济结构下都有能力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文化素质的提升还能提高公民对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接受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三是通过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使其拥有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的发展机会。

  一是通过持续的价值观教育，塑造人们对社会、他人和自我的正确认识，强调社会和谐、诚信、公平等观念。共同的价值认同可以有效减少因阶层差距、区域差距带来的社会撕裂，促使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共同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努力。

  二是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榜样示范、公益活动等方式，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和高收入群体可以通过慈善和社会责任实践，带动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形成全社会齐心协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局面。

  三是防止社会陷入物质至上、过度消费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陷阱。通过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关注，倡导简朴和适度消费，促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有助于减少因物质财富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一是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实现，文化产业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还能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通过政府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措施，使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是培育创新和创业精神。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创新和创业意识的培育，可以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通过文化教育和科技普及，激励更多人投入新兴产业和创新事业，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实现更广泛的共同富裕。

  [1]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7].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线].

  [8]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1]李实，魏众，B.古斯塔夫森.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J].经济研究，2000(3):16-23.

  [13]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产业体系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J].经济研究，2022(7):84-100.